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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休书金融机构被抛弃了?线年最高法院就判地方政府承诺函无效

2018-09-29 14:44 | 责任编辑:佚名 | 浏览数: | 内容来源: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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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与辽宁省人民政府、葫芦岛锌厂保证合同纠纷一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二审民事判决书。判决认为,在政府仅承诺“协助解决”并没有对债务作出代为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的情况下,《承诺函》不符合我国法律关于“保证”的规定,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保证;无论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对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债权,均应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

  一家央企背景的信托公司研究员表示,上述《承诺函》虽然是第一次被最高人民法院判定为无效,但是对信托公司接下来开展相关业务应该影响不大。因为在这个案例出来之前,信托公司做信政项目时,就已经探讨过此函的效用,认为其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承诺函更多的是心理安慰,大多数公司抱着“有比没有好”的心态。“承诺函在项目流程中并非实质的增信措施,信托公司在信政类业务上,主要是衡量项目本身的风险,而非一味关注是否有政府承诺函。”

  最高院判决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二款(条文内容:“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部分,保证人仍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专门适用于债务人破产终结后债权人对其未受清偿的债权向担保人主张权利的情形,并非以担保合同是否有效为前提。换言之,不论担保合同是否有效,只要存在破产程序中未受清偿的债权,债权人在向担保人主张债权时,均应以在债务人破产程序终结后六个月内提出为限。超出期间主张的,担保人不再承担担保责任。

  中银公司称,1996年2月,辽宁省政府向原新华银行香港分行出具《承诺函》,同意原新华银行香港分行向中辽公司提供及/或继续提供一般开出信用证额度港币5000万元整,并表示将尽力维持借款人的存在及如常营运,竭尽所能确使借款人履行其责任义务,如借款人不能偿还债务,将协助解决借款人拖欠债务,不让银行在经济上蒙受任何损失。

  上诉人中银公司向二审法院诉称,一审判决被上诉人葫芦岛锌厂免予承担保证合同无效责任缺乏事实依据,适用法律错误;一审判决认定辽宁省政府出具的《承诺函》不构成我国担保法规定保证担保属认定事实不清。

  最高院判决认为,在政府仅承诺“协助解决”,并没有对债务作出代为清偿责任的意思表示,《承诺函》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有关“保证”的规定,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保证。《承诺函》所涉债务并未达成保证担保的合意,不能在双方之间形成保证合同关系。故有关《承诺函》不构成保证担保的主张符合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据《承诺函》要求政府承担保证责任于法无据,不予支持。

  地方政府融资一直以来被视为最安全的业务。上述银行分行管理人士表示,“目前地方政府融资主要以抵押、担保贷款为主,首先还是要看项目是否是当地政府需要,对当地经济的帮助,另外就是还款的资金来源,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否可靠,担保函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最高法的最新判例对资金提供者们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某银行分行管理人士表示,上述政府出具的《承诺函》从法律上来讲确实不是担保的文书,只是相当于一个书面函的类似文件。“承诺函只是一种道义约定,现在银行已经不太使用《承诺函》了,《承诺函》没有完全的法律效率。按照以前国家有关规定,政府要做债务的清偿或者代偿担保这种案例,原则上应该由同级或者上一级的人大审议通过才能出具《担保函》,才具有可偿性。”

  传统意义上信托或者贷款时,地方政府以财政收入为信政合作提供信用背书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投资者对产品偿还本息的信心,可谓锦上添花。但最高法判例表明,地方政府承诺或担保的真实效用远不如投资者所想像得那么大。

  该事项主要是由于财政部收到贵州省地方政府违规出具担保性质文件的举报,赴贵州省调研后要求贵州省各地方政府限期撤回财政担保性质文件,逾期将追究地方领导相关责任

  同年2月14日,葫芦岛锌厂向原新华银行香港分行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对原新华银行香港分行向中辽公司提供及/或继续提供一般开出信用证额度港币5000万元整及其项下的信托提货港币5000万元,无条件及不可撤销地提供持续担保,如借款人未能偿还到期债务,担保人将承担付款义务。

  笔者认为,除《担保法》第八条规定情形外,对于政府承诺承担还款责任的交易安排,应考虑将还款责任根据《预算法》规定通过人大纳入财政预算,政府才承担最终还款责任。具体操作模式可另文探讨。

  本案中,债权人曾向相关法院邮递诉讼材料以主张权利,但最高院认为,邮递单并不能证明邮寄材料的内容,也不能以此单独证明曾在时效期内主张权利的事实。

  关于葫芦岛锌厂出具的《不可撤销担保书》的性质及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不可撤销担保书》构成我国担保法所规定的连带保证。但葫芦岛锌厂承担的民事责任不应超过其担保债权未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同时,虽然中银公司要求葫芦岛锌厂承担保证合同无效赔偿责任的请求未超过诉讼时效,但因其未能在法律规定的保证期间内向葫芦岛锌厂主张权利,故对其要求葫芦岛锌厂承担保证合同无效责任的诉讼请求,无法支持。

  中银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称,中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辽公司)系辽宁省政府驻香港附属机构。新华银行香港分行原系新华银行在香港设立的分行,现已并入中银公司,其权利义务由原告中银公司继受。根据中辽公司的申请,原新华银行香港分行于1999年5月开出金额分别为359.25万美元和285万美元的跟单信用证,中辽公司拖欠该两信用证项下本金及利息至今未还。

  对金融机构而言,给地方政府融资一直以来被视为最安全的业务,但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出具的一纸判决书,却为地方政府融资蒙上了一层阴影。该判例一出后,政府出具的《承诺函》是否不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保证,成为业内关注的焦点。

  类似事件可参考2014年12月,乌鲁木齐国投企业债券和常州天宁区企业债券在财政部压力下,当地财政局取消将企业债券纳入政府专项债务。

  该人士表示,从银行实际操作情况来看,以前银行拿到《承诺函》至少是债权的一个担保,随着相关报道出来,银行在做这类业务会非常慎重,之前银行拿到《承诺函》就会认为还款有保证,“现在银行对符合要求的,一般出具一种保函文书,相当于担保函。”

  从法理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八条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地方政府不能为融资平台公司融资行为提供担保。

  中银公司认为,在中辽公司已被清盘的情况下,两被告未履行其各自承诺向原新华银行香港分行负有的义务,应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为此,中银公司请求一审法院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清偿中辽公司所欠原告的债务本息合计12943987.74美元,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这一判例让地方融资风险再成焦点。据了解,对于地方政府出具的《承诺函》,多家银行、信托公司都把它当做是“宽慰函”,地方政府为融资平台或相关企业融资开具的各类函对于银行业内人士来讲,只是“有比没有好”,上述《承诺函》虽然是第一次被最高法判定为无效,但是对公司接下来开展相关业务应该影响不大。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涉港保证合同纠纷案件,辽宁省政府出具《承诺函》、葫芦岛锌厂出具《不可撤销担保书》的时间均为1996年,应按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本案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法律。辽宁省政府向中银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并不构成我国担保法规定的保证担保,中银公司与辽宁省政府之间不存在担保合同关系,辽宁省政府关于《承诺函》不是民事担保的抗辩理由成立,予以支持。中银公司关于《承诺函》构成保证担保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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